花心局长残杀情妇，发妻竟发动千人保夫，2002年眉山杀情妇案始末

2003年4月8号那天，大礼堂外面挤得连脚都落不下去，我站在青神县政府门口，看人潮一股一股往里挤，心里就一个念头：

这不是一般案子。

法庭搬进政府大礼堂，青神县教育局副局长，故意杀害情妇，被押上被告席，这几个关键词搁一起，很容易把人吸过来。但真把我震住的，还不是“局长杀情妇”，而是庭审进行到一半，突然站起来给这位花心局长说话的人——居然是他的原配妻子孙某。

一句话概括就是：情妇被杀了，杀人的是丈夫，按理说发妻是受害者，结果她却发动上千人保夫，举着签名册为丈夫求情。

你说戏剧吗？是。但它又扎扎实实发生在眉山的法庭上。

先把时间线捋一捋。

徐建祥，1958年出生青神县城，在教育系统一路爬上来，当过副校长、校长，1998年调进县教育局做副局长，还兼任招生办主任。按当地话说，“有头有脸”的干部。

当上副局长后，他开始频繁出入美人鱼OK厅，一嘴一个“工作应酬”。妻子孙某天天劝他：“别犯错，你有家有孩子。”他嘴上说“有分寸”，实际呢？照样去。

1999年9月，有一幕后来被很多人反复提起：他唱完歌走人，一位小姐在后面追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递给他300块，说是在他刚坐的沙发捡到的，估计是他掉的。徐建祥摸了摸口袋，钱确实少了，随口说：

“算了嘛，这钱你拿去，当小费。”

那姑娘摇头：“不行，这是你掉的，我不能要。”

你别说，这细节很关键。徐建祥常年混娱乐场所，见惯了谁都爱钱，这个“不拿钱”的动作，直接把曹某从一堆小姐里拎了出来。

几天之后，他又去了那家OK厅，专门去找她。女孩姓曹，22岁，乐山市沙湾区人，中专毕业分到煤矿工作，半年就下岗，只能来当坐台小姐。聊着聊着，她讲到自己下岗、找不到工作、来OK厅的经历，说着说着哭了。

这时候，徐建祥那套“有身份男人”的脚本就开演了：给名片，说“有事可以找我”，“你把我当哥哥”，还郑重其事帮她介绍超市工作，把她从娱乐场所“捞出来”。

等到这一步，曹某已经把他当贵人了。

从“哥哥”到“情人”，其实就几句话的事。

徐建祥给她画了一个很常见的感情剧本：他说自己早就和妻子感情破裂，已经离婚，只是因为没房子，为了孩子高考，暂时还住在一起，又说自己是教育局领导，顾及影响，不方便公开。

这套话，听上去很像那种“有困难，不是没诚意”的版本。他对曹某表白，说喜欢她，保证“对你一辈子负责”，丢下一句关键承诺：

“等我儿子考上大学，我就和孙某离婚，正式和你结婚。”

你要说曹某“傻”，我反而不太愿意这么评论。那几年，一个22岁下岗女孩，遇上一个会帮找工作、又有社会资源的副局长，对方还发誓要娶她，她信了，很正常。

她为此以身相许，把自己的人生往他身上绑得越来越紧。

超市后来精简人员，她又下岗了，成了彻彻底底的“专职太太”。徐建祥管着她生活，要求她别到处乱跑，说两人身份特殊要保密，“等时机成熟再公开”。曹某就窝在出租屋里，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等他。

结果在“放风”的时候，她发现了真相——

徐建祥压根没和孙某离婚，夫妻关系看上去还挺和睦。

那个时刻，对她来说就是五雷轰顶：原来自己不是“被保护的另一半”，而是被遮起来的一段见不得光的关系。

她怒了，质问他，他一边掉眼泪、一边再来一套说辞：“我当初欺骗你不对，是因为太爱你；等儿子考上大学，我肯定和妻子离婚。”

这个“等高考完”的承诺，又把她心软了。

2001年7月，儿子真考上大学了，按理说，是兑现承诺的节点。

曹某很开心，以为熬出头了，结果呢？离婚没有，婚姻照旧。

她一遍遍追问，每次都被各种理由糊弄：工作太忙、家里还没准备好、孩子那边要顾及……希望和失望就这样挨着来。

拖到2001年12月，事情彻底翻车。

一个朋友给她打电话，说徐建祥正带一位三陪小姐去宾馆。她打车赶过去，在宾馆门口堵个正着。那一幕，基本就是她情感世界的塌陷现场：

“你已经有两个老婆了，为啥还要去找小姐？”

她在街上喊得很凶，围观的人越聚越多。徐建祥怕影响，压着声音说：“回去再说，不要在大街上吵。”那位小姐还当场问：“她是你的哪位？怎么对你那么凶？”

曹某当着众人说：“我是他老婆。”

结果徐建祥直接打脸：“你真是疯子，我又不认识你，你咋在这里乱说话？”

这一句，比打人还狠。曹某在旁人的讥笑声中哭着跑回出租屋，尊严被彻底碾碎。

晚上，徐建祥去她屋里，她以为他会道歉，会解释，结果他上来就质问她“为什么在大街上丢我的脸”。两人从吵架到动手，曹某扇了他一耳光，他一脚把她踢翻在地。

这个节点，感情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拉扯和羞辱。

后面他们还维持着情人关系，但曹某再也不是那种一味温柔顺从的状态了，她开始频繁找他，一点小事就闹，大街、办公室都去。对徐建祥来说，她变成了“随时可能炸”的隐患。

2002年5月29日，她怒气冲冲闯进他的办公室，这对一个副局长来说就是红线——丑事可能当场被打开。他拼命哄她出去，事后出了一身冷汗，开始思考“下一步怎么办”。

他给出的答案，是“彻底摆脱”。

摆脱，一个字说起来很轻，落在现实里，是一条非常黑的路。

2002年夏天，曹某要求他写保证书，内容很清楚：“我决定今年暑假与妻子孙雪梅离婚，不欺骗小曹。”徐建祥顺手抄了一份，心里盘算着也不是真的要离婚。

几个月过去，他当然没有离。9月19日，曹某又去办公室闹，这次她直接摊牌：“要离婚就离，离不了，就拿钱了断。”

她开价七万，理由是“跟了你三年，不多要”，徐建祥说自己是工薪族没钱，她就让他写欠条。欠条写完，他心里更慌：这事已经从“感情问题”升级成“经济纠纷 + 随时可能爆料”。

那段时间，曹某去老家参加沙湾电厂的招工考试，没考好，又听到别人说她当人情妇的风言风语，心情彻底崩了。从她的角度，自己的工作、名誉、感情，全因这个男人而乱了套。回到青神，她基本进入“谁也不想放过”的状态。

2002年10月21日上午9点，她打电话给徐建祥，说有重要事要谈，要么来出租屋，要么她就去他的办公室找他。对于一个怕丑事曝光的副局长来说，这句话就是明晃晃的威胁。

他犹豫之后还是去了。

出租屋里，火药味立刻炸开。曹某骂他“臭流氓”“把我害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”，扑上去把他按在床上卡脖子。起初他以为只是发泄，没还手，但她越掐越狠，他开始窒息，终于奋力坐起，朝她太阳穴猛击一拳，把她打昏了。

正常人到这一步应该停了，对不对？但他没停。

他接着用手掐她的脖子，大概十几分钟，掐到她不动，再拿睡裤在她脖子上缠了两圈打结。那一刻，已经不是“失手”了，是一套完整的“确认不能再醒”的动作。

晚上11点左右，他找来编织袋、报夹子，又约了教育局同事张小平，用摩托车把装在纸箱里的一具尸体拉到青神县武家乡一个山坡，挖坑掩埋。

你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，从那个租房里的扭打，到熬十几分钟勒脖子，再到夜里运尸埋尸，这不是“冲动的一瞬间”，而是连贯的毁灭过程。

后面的侦破、抓捕、起诉，就进入程序了。庭审那天，大礼堂里坐满旁听群众，大家冲着局长杀情妇的案子而来，却被另一个画面震了一下头——孙某站起来了。

那场庭审，我到现在都记得孙某的几句话。

她说：“徐建祥除了有点好色，几乎什么都好，对我和儿子好，对岳父母好，善良、有爱心，工作能力强，他不是坏人。”

她判断曹某的死是“扭打中一时失手”，认为曹某作为第三者，破坏她的婚姻在先，徐建祥“杀死曹某也是出于婚姻保卫，是另一种正当防卫”。

你可以看到，她的逻辑很典型：把丈夫的优秀履历、家庭贡献、工作荣誉往台面上摆，试图抵消“杀人”的恶；把情妇的身份压低，强调她的“破坏性”，试图弱化她作为被害人的角色。

她拿出的是上千名老师、学生的签名请求书，上面写着：“他是优秀教师、优秀校长，请求法院从轻判决。”

这些东西在情感上确实能打动人。一个人工作了几十年，有口碑，有荣誉，妻子甚至愿意为他出面求情，这在很多小地方的叙事里会被理解为：“是不是可以宽一点？”

但在法庭上，关键不是“他有没有好的一面”，而是“你有没有故意杀人”。

公诉人当场就把另一条线抬出来了：在案发前的2002年8月和9月，徐建祥两次和另一个情妇吴某密谋杀曹某，还给出曹某住房的线路图和平面图。吴某假装答应，趁机骗走他1万块钱，虽然没有实际帮他杀人，却足以证明他早就有明确的杀人意图。

这条证据一摆出来，孙某关于“一时失手”的说法就站不稳了。

她在铁证面前哑了片刻，但没退场，继续坚持“曹某有错在先”“丈夫是在捍卫婚姻”，反复强调那一串从代课老师到副局长的奋斗史。

你说她是“爱到迷失”也好，说她是“为了不让家庭彻底塌掉”也好，反正她做了一个非常罕见的选择：明明在情感上是被伤害的人，却在法律意义上给加害者找理由。

但这次，舆论和法律没站在她这边。

眉山中院判徐建祥故意杀人罪，死刑。当庭宣判之后，她当场表示要上诉，10天后委托律师向四川高院递交上诉状。高院6月25日维持原判，两天后，执行枪决。

上午10点30分，一声枪响，这个在教育系统被称为“管理人才”的人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这个案子，之所以这么多年还会被反复提起，不只是因为它“狗血”，也不只是因为它“尺度大”。更扎心的地方在于，它把很多现实里的熟悉逻辑拆开给你看。

你会看到一个失业女孩，把全部希望押在一个有身份、有资源的男人给的承诺上，结果一路被骗、被拖、被否认，最后连命都丢了；

你会看到一个干部，把自己的婚外情当成可以管理的“小风险”，一边享受情感和肉体，一边害怕事情炸出来，就用谎言、保证书、欠条去续命，最后发现续不下去了，干脆走向杀人、运尸、埋尸；

你还会看到一个妻子，在丈夫长期出轨、包养情妇、甚至预谋杀人之后，仍然愿意从“他是好人，他工作很辛苦，他为家庭付出很多”这个角度去辩护，甚至动员一千多人为他写请求书。

过去我们很容易说一句“桃色纠纷”“情杀案”，好像用几个词就能把事情盖住。但这案子里，每一个角色都很具体。

曹某不是一个抽象的“第三者”，她是那个在K厅里不愿拿300块钱、拿着名片、哭着说自己下岗的女孩，她是三年里一遍遍等一个承诺、最后绝望到冲进局长办公室的女人；她是那个在出租屋里卡住男人的脖子、喊着“你把我害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”的人。

孙某也不是一个简单的“原配”，她是那个一开始劝丈夫别犯错、后来被谎言一再欺骗、最后站在法庭上抱着“他除了好色，其他都好”的那位中年女人。她身上有很多人熟悉的影子：为了孩子、为了面子、为了所谓的“完整家庭”，宁愿扭曲自己对是非的判断。

徐建祥更不是某种“只在新闻里出现的渣男标签”，他是从16岁当代课教师、19岁考师范、一步步升成副局长的那种典型县域精英，他有荣誉、有群众基础、有一堆签名相挺，但最后这些都被一句判决压掉——你故意杀人，其他一切都不重要。

我现场听完庭审，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堵，有种说不清的疲惫感。

你会发现，在很多家庭和感情纠纷里，大家习惯用“谁付出多一点”“谁更辛苦”“谁更有声望”去衡量所谓的“好人坏人”，甚至习惯用“她是第三者”“他工作能力强”来给行为贴标签，仿佛这样就能帮某一方减罪。

但到了刑法层面，所有这些情绪都必须停下。

你有多少荣誉，干过多少好事，你是不是好老师好局长，都没法冲淡“掐了十几分钟脖子、拿睡裤打结、半夜运尸掩埋”的事实，也没法洗掉“事前两次密谋杀人”的预谋。

法律只认证据和构成要件，不认“他以前很辛苦”。

这个案子拖到今天还被人讨论，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

当一段感情里，一方握着权力、资源、名誉，另一方只有青春和信任的时候，任何所谓的“承诺”“保密”“时机成熟”，都应该被看得更冷一点。别把别人的一句话，当成自己唯一的退路。

还有一个更扎心的：有些人为了所谓的家庭完整，可以忍、有时候甚至会帮加害者说话。但你再怎么讲情，撞上刑事边界，最后决定命运的还是那一纸判决书，而不是你手里的签名册。

这案子都已经尘埃落定了，枪也响了，人也死了。可它留给我们的问题还在那儿：

你怎么看孙某的选择？如果是你身处她的位置，你会站在哪一边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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